王安石与苏轼的故事，看哭很多人：政见或许不同，却一直惺惺相惜
王安石与苏轼都是“唐宋八大家”最为耀眼的文学巨匠，同时也在北宋中期政坛、文坛都有着不俗的建树。王安石准备改革科举考试，请求开办学校，废除诗、赋等科目，专考经、义、论、策等。苏轼随即上奏朝廷表示反对，认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皇帝想让苏轼修改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反对，并推荐他人代替。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一致赞成。王安石则说东坡是“邪险之人”。王安石大张旗鼓地实施新法改革，苏轼则大谈新法的弊端。王安石大怒，苏轼则被迫离开朝廷，外放做官。苏轼年少及第，意气风发。王安石盛赞：“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苏轼对王安石编纂的《元英宗实录》大为赞赏，不啻于本朝最好的史书。苏轼因“乌台诗案”被逮捕入狱，择期问斩。王安石毅然向皇帝求情，他上疏称：“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因此留了一条命。王安石，字介甫，1021年出生于今江西省抚州市，足足比苏轼大了16岁，在古代来说基本上是两辈人。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考中进士。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被宋神宗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第二年拜相。苏轼，字子瞻，1037年出生于今四川省眉山市，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开始了仕途生涯。从这一点来看两个人起点一样，都是进士出身，文采斐然。说到这里，不得不说年长一些的王安石与苏轼的父亲苏洵，曾经有过一些不愉快。嘉祐元年(1056)，礼部任要职欧阳修宴素喜提携后进，这天他请天下名士畅谈。王安石与苏洵均在邀请之内，席间两人相向而坐。席间觥筹交错，好不热闹。主人欧阳修频频举杯，众人也互相敬酒，气氛一度到了高潮。只有王安石不管谁给他敬酒，一概滴酒不喝，而且王安石不修边幅、高人一等的举止令苏洵大为不满。于是事后他对欧阳修说：“自古以来，不近人情者大多祸乱天下，你一定要提防他啊！”而这些话随后就传到王安石耳朵里，这样两人就结下了一些怨气。熙宁二年，宋神宗面对国家财政危机和军队积弱的状况，任用王安石主政，开始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他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强力执行，神宗表示赞同。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多名官员颁行新法。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苏轼四次上疏痛骂并弹劾王安石，王安石也回敬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两年后苏轼写词再次影射讽刺王安石。王安石一怒之下将其贬到杭州。苏轼为何反对王安石变法呢？准确的说不是反对，而是苏轼对变法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目前国家财政危机和军队积弱的主要原因不能靠激进的改“法治”，而是重点改“吏治”，变法要以温和的方式，逐步的进行，一再反对王安石的激进政策。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遭遇人生最大危机，王珪（李清照外公）、赵挺之（李清照公公）、李格非（李清照父亲）、沈括等人构陷苏轼，苏轼被抛入大狱面临杀头之罪。并且苏轼怼天怼地的性格树敌太多，很多人上书皇帝要求严办他。弟弟苏辙只能拼命想办法搭救苏轼，无奈人微言轻无人理睬，一气之下苏辙直接上书皇帝，直言愿意用自己的官职换苏轼一命。就在这危急时刻，让众人没想到的是王安石挺身而出上书曰“盛世焉能杀才子”，力保苏轼，苏轼后来感慨万千，没想到，最后救了自己的人竟然是自己最大的政敌。王安石的变法震古烁今，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因为触及到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且新法改革过程中难免有一些激进或经验不足，间接伤害了一些百姓的利益。对于这场活动的争论也持续到现在。他的变法并无正确错误之分，只是那个时代“富国强兵”的缩影。神宗死后，司马光上台后将新法全部废除。王安石晚年赋闲隐居在金陵钟山，王安石的“终身政敌”司马光也给予他一生很高的评价，也承认其“治世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公元1084年苏轼被贬往汝州，于是顺途拜访结怨半生的王安石。这一年王安石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而苏轼也是46岁的中年人了。王安石骑着毛驴，像当地百姓一样来迎接苏轼。来不及换衣服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怎敢以野服拜见丞相！”两个宦海沉浮半生的人见面不禁相视一笑，从历史聊到了政治，从文学聊到了现实，虽然政见还有许多不同，但多年的恩怨早已随风而去。九百多年后，当我们读到这段历史时还不免心潮澎湃，不仅为他们的胸怀天下和伟大格局所折服。政见不同，自然要斗争，要知道政治或历史的进步往往都是以斗争而推进的。但高明的对手往往是互相欣赏，往往是“斗而不杀”，古时候是，现在也是。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茅台与五粮液，宝马与奥迪，都是多年的“对手”，但又互相欣赏互相关注，互相促进。高手与高手的欣赏，印证了那句话，没有你在的日子我很寂寞。 更新于：3个月前
评论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