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辂（210年－256年），字公明，平原郡平原县（今山东省平原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易学大师，自幼天资聪颖，见识过人，喜欢仰观日月星辰天象，成年之后，精通《周易》，于天文历法、地理堪舆，卜筮相法等无不精微，相传每言辄中，以“道术神妙”、“占候无错”而名动当时。正元三年去世，时年四十七岁。北宋时，获封平原县子，世称“管平原”。

管辂的易学继承了汉代象数易学的传统，强调对卜筮之道的应用，融合了纳甲、纳音、互体、干支类象等多种预测思路，融汇成自己灵活而精准的预测体系。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周易通灵诀》2卷、《周易通灵要诀》1卷、《破躁经》1卷、《占箕》1卷、《管辂易传》1卷、《周易林》4卷、《管公明隔山照》1卷、《鸟情逆占》1卷  、《算占书》等。

管辂八九岁的时候，就很喜欢抬头望天看星星，遇到不认识的星星就问人，最敬业的是他“夜不肯寐”。这又是一奇。他父母怕耽误他的睡眠，于是就禁止他看星星。但是管辂还是不肯睡，他说：“我虽年小，然眼中喜视天文，家鸡野鸟都知道天时，更何况人呢？”他常常在地上画日月星辰，说出的话非常人所能言。就连学问很深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大异之才”。管辂长大成人以后，精通周易，天文地理，占卜看相，地理堪舆，无不精微。《辂别传》中记载：辂年八九岁，便喜仰视星辰，得人辄问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犹不可止。自言“我年虽小，然眼中喜视天文。”常云：“家鸡野鹄，犹尚知时，况於人乎？”与邻比儿共戏土壤中，辄画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说事，语皆不常，宿学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当有大异之才。

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体性宽大，多所含受；憎己不雠，爱己不褒，每欲以德报怨。常谓：“忠孝信义，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细直，士之浮饰，不足为务也。”自言：“知我者稀，则我贵矣，安能断江、汉之流，为激石之清？乐与季主论道，不欲与渔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笃兄弟，顺爱士友，皆仁和发中，终无所阙。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为琅邪丘长，时年十五，来至官舍读书。始读诗、论语及易本，便开渊布笔，辞义斐然。于时黉上有远方及国内诸生四百馀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守单子春雅有材度，闻辂一黉之俊，欲得见，辂父即遣辂造之。大会宾客百馀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辂问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贵之姿，辂既年少，胆未坚刚，若欲相观，惧失精神，请先饮三升清酒，然后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独使饮之。

酒尽之后，问子春：“今欲与辂为对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与卿旗鼓相当。”辂言：“始读诗、论、易本，学问微浅，未能上引圣人之道，陈秦、汉之事，但欲论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难者，而卿以为易邪？”於是唱大论之端，遂经於阴阳，文采葩流，枝叶横生，少引圣籍，多发天然。子春及众士互共攻劫，论难锋起，而辂人人答对，言皆有馀。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语众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听其言论，正似司马犬子游猎之赋，何其磊落雄壮，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变化之数，不徒有言也。”於是发声徐州，号之神童。管辂有一个师父叫做郭恩。郭恩非常擅长《易经》、《春秋》，而且也擅长仰观天象。管辂就跟随郭恩学习《易经》，才跟着学习几十天就开窍了。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管辂与郭恩就是这样。管辂对《易经》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过郭恩。

管辂经过郭恩的启蒙之后，开始接触分蓍卜卦，他给学校同学占卦，无论是生死、穷通都算得非常准确，被同学称呼为"神人"。而后管辂跟随郭恩学习星象，三十天夜中不寐，让郭恩给自己打基础。之后管辂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以凭借星象推演、预测，这都是郭恩所不能的技能。等到后来郭恩反而每每向管辂请教《易经》和星象，对管辂佩服之极。在那时，管辂的邻里，外门不关，没有发生偷盗的。清河太守华表，召任管辂作文学掾。安平赵孔曜向冀州刺史裴徽推荐管辂说：“管辂性情宽厚，与世无争。能仰观天文，神妙如同甘公、石申一样；能精通《周易》，与季主相同。而今您研究幽深的东西，探讨微妙的道理，留心方术，应当让管辂顺应时代的需求，加以任用，以发挥其才干。”裴徽召任管辂为文学从事，特别器重。后来政府迁至钜鹿，管辂升任治中别驾。

管辂通晓用卜卦观察自然现象来推测事物。初时，有个妇女丢了一头牛，让管辂给下算一下。管辂说:“你到东边山丘的坟墓中去看看，你丢的那头牛就在那悬空躺着呢。”到那里一看，果然看到牛在坟坑内悬空躺着呢。这位丢生的妇女反而对管辂起了疑心，报告了官府。官府派人来察验，才知道他是用卜卦推算出来的。清河王经离开官府回家，管辂去看他。王经说:“近来有一怪，很不讨人喜欢，请你算卦。”算完卦，管辂说:“吉卦，不是怪物。在您家的房前，晚上有一束流光，像燕子一样飞入您怀中，还能发出小声，您感到不安，解开衣服好像余光还在，于是招呼妻子来看。”王经大笑说:“和你说得一模一样。”管辂说:“吉祥，这是升官的征兆，会很快显灵。”不久，王经迁为江夏太守。

起初响应州里的召聘，管辂和弟弟季儒同乘一车到武城西，自己算了一卦，以占卜凶吉。管辂对弟弟说：“我们会在城里看见三只狐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显名。”他们刚到河西故城的墙脚，正好看见三只狐狸蹲在城边。兄弟二人非常高兴。 正始九年（248年），管辂当上了秀才。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书何晏请管辂，当时邓飏也在何晏家作客。何晏对管辂说：“听说您算卦神妙，请试卜一卦，看看我的官位会不会到三公。”又问：“近日连续几次梦见十几只苍蝇落在鼻子上，怎么挥赶都不肯飞，这是什么征候？”管辂说：“飞号鸟，是天下的贱鸟，它们在林间吃桑椹，则鸣唱怀念善人的好音，何况我心非草木，怎么敢不尽忠言。从前有八元、八凯为虞舜效力，尽忠尽职，周公辅佐成王，常常夜以继日，所以能平抚各地，举国安宁。这些都是遵循正道，顺应天意，不是卜筮所能宣明的。

而今您掌握重权，身居高位，势如雷电，但真正能感念您的德行的很少，很多人是惧怕您，除非您小心谨慎，多行仁义。鼻子，属艮，这是天庭中的高山。若高而不危，才能长守富贵。而今青蝇臭恶都云集其上了。位高之人，跌得也狠。不能不考虑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道理。所以山在地上叫‘谦’，雷在天上叫‘壮’。谦，意味着聚敛多反觉其少；壮，意味着非礼之事不做。天下没有损己利人而不得到众人爱戴的事，也没有为非作歹而不败亡的事。愿您追思文王六爻的意旨，想想孔子彖象的含义。这样就可以做官到三公，青蝇也可以驱散了。”邓飏说：“这是老生常谈。”管辂回答说：“老书生看见不读书的人，常谈的人看见不谈的人。”何晏说：“过了年要再见您。”管辂回到家里，把自己说过的话告诉给舅舅，舅舅责怪他说话太直。管辂说：“和死人说话，有什么可怕的呢？”舅舅大为愤怒，咒骂管辂骄狂荒谬。这年朝会，西北起大风，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十来天后，听说何晏、邓飏都被杀，舅舅这才服气。 

管辂看望魏郡太守钟毓，共讨论《周易》。管辂说：“卜筮可以知道您的生死之日。”钟毓让他占卜生日，非常准确。钟毓十分惊奇，说：“您太可怕了。我的死日托给天，可不敢托付给您。”于是不敢再算。钟毓问管辂：“天下会太平吗？”管辂说：“而今四九天飞，利见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怎么能忧虑不平呢？”钟毓并不理解管辂的话。不久，曹爽等被杀，钟毓才醒悟过来。管辂随军西行，路过毌丘俭墓，靠着树哀叹不已，情绪极为低沉。别人问是什么原因，管辂说：“林木虽然繁茂，但不会长久；碑诔虽然很美，但是没有后人看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鸣，四种危害已经具备，按理当是国家必亡无疑。不过两年，就会应验。”果真不出所料。后来休假，管辂看望清河倪太守。当时大旱，太守问管辂什么时候下雨。管辂说：“今晚会下大雨。”当时正是烈日炎炎，看不出丝毫要下雨的痕迹，郡府官吏们都在场，谁也不相信管辂的话。到半夜，乌云四起，风雨交加。于是倪太守宴请管辂，十分欢快。

一天，管辂出行郊游，看见一个年轻人在田中耕种。管辂站在道旁看了很久，才问:“年轻人，你叫什么，多大了?”对方回答说:“我叫赵颜，今年十九岁。请问先生是谁?”管辂说:“我是管辂。我看你眉间有死气，三日内必死。你长得虽然很漂亮，但可惜的是却寿命不长。”赵颜急忙回家，将此事告诉了他的父亲。其父听说之后，立即追上管辂，哭拜于地说:“请到我家救救我的儿子!”管辂说:“这是天命，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呢?”赵父求道:“老夫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希望您救救他。”赵颜也跟着哭求。管辂见其父子情切，才对赵颜说道:“你可准备净酒一瓶，鹿脯一块，明天带往南山之中，大树之下，看盘石上有二人下棋，一人向南坐，穿白袍，长得很凶恶(北斗)，一人向北坐，穿红袍，长得很漂亮(南斗)。你要趁他们棋兴正浓之时，跪进酒和鹿脯。等他们吃完以后，你再哭拜求他们增加你的寿命，则一定能如愿。但你千万不要说是我教你的。”

赵父留管辂在家。第二天，赵颜进入南山，大约走了五六里地，果然见二人在大松树下之盘石上下棋，赵颜跪进酒脯，一人因下棋入神而不觉将酒饮尽。赵颜哭拜于地求寿，南斗说:“这一定是管子说的。但我二人吃了人家的东西，只能帮他了。”北斗于身边取出簿籍查看，对赵颜说:“你今年十九岁当死。我们现在为你增寿，在十九前加九，你的寿命可至九十九岁。但你回去之后，告诉管辂，叫他再不要泄漏天机，不然必遭天遣。”南斗拿笔添好之后，一阵香风过处，二人化作两只白鹤，冲天而去。赵颜归告管辂，管辂说:“北斗九星，散而为九，合而为一。北斗注死，南斗注生。现在已经帮你增寿，你已经没有忧愁了。”从此，管辂恐泄天机，更不轻易为人卜算。正元二年（255年），弟弟管辰对管辂说：“大将军对你很好，你期望自己能富贵吗？”

管辂长叹道：“我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上天赐给我聪明才智，却不让我长寿。恐怕四十七八岁，看不见女儿出嫁、儿子娶媳妇就死了。如果能闯过来，想作洛阳县令，一定会使当地风俗淳美，路途上看不见逃荒之人。但恐怕要到太山去治理鬼了，不会统治活的人。怎么办呢！”管辰请哥哥解释原因，管辂说：“我额头上无生骨，眼睛里无守精，鼻子上无梁柱，脚下无根，背部无三甲，腹部无三壬。这些都是不能长寿的征兆。我的本命年是寅年，又在月食之夜出生。天命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不能回避，只是多数人不知道其中道理罢了。我一生中给数百个快死的人占卜过，基本上没有差错。”这年八月，任少府丞。正元三年（256年）二月死，享年四十七岁。大观三年（1009年），管辂因算学方面的成就被北宋追封为平原子。

从《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和裴松之注的《管辂别传》来看，管辂易占的方法主要还是周易象数易中六爻纳甲法，据《管辂别传》载:“辰(管辂弟弟管辰)叙曰:夫晋魏之士，见辂道术神妙，占侯无错，以为有隐书及象甲之数。辰每观辂书传，惟有《易林》、《风角》及《鸟鸣》、《仰观星书》三十余卷，也所共有。然辂独在少府官舍，无家人子弟随之，其亡没之际，好奇不哀丧者，盗辂书，惟余《易林》、《风角》及《鸟鸣书》还耳。”可以看出管辂学习的资料与当时学易的人是相同的，而他的易占精微神断，确是让人望尘莫及的。这其中的原因只有管辂自己清楚。但从研究的角度来看，管辂易案的分析和判断方法，应该离不开当时已经非常成熟的焦延寿和京房的六爻纳甲体系，具体在应用理论上可能有所创新发展。

(一)管辂易源出《焦氏易林》并有所创新和发展

通观《三国志·魏书·方技传》管辂有几个易案的断语都与焦延寿的《焦氏易林》文风、形式十分相似，如“馆陶令诸葛原，迁新兴太守，辂往祖饯之，宾客并会。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着器中，使射覆。卦成，辂曰: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张，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又如“平原太守刘邠取印囊及山鸡毛著器中，使筮。辂曰:内方外圆，五色成文，含宝守信，出则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岩岩。有鸟朱身，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焦氏易林》对每个卦象的系辞亦是如此，如《坤》之《颐》辞曰:“自卫反鲁，时不可与。冰炭异室，仁道隔塞。”又如《坤》之《离》辞曰:“齐鲁争言，战于龙门。构怨连祸，三世不安。”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管辂已将《焦氏易林》的这种取象用象的思维紧密的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灵活的应用于日常事物的分析判断并最终得出正确的结论。从比较中，我们看到了管辂易与焦氏易的血缘关系，再加之《管辂别传》记载管辂随身常看的书籍其中就有《易林》，但《易林》中并没有讲怎样将卦象运用干实占的介绍，而管辂却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管辂易一定是在《易林》的基础上对易象的理解和应用有所提升和拓展。

(二)管辂易与京房易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京房易师承焦延寿，系统的将先秦至汉的象数应用思想，运用“八宫卦”、“起月与建候”“纳干支说”、“世应与飞伏”、“六亲论”、“五行说”、“互体说”、“占星说”、“四象说”及“象之数说”等内容进行了总结概括，建立起京房易学体系，为象数易学的繁荣与发展竖起了一座丰碑。从《三国志·魏书·方技传》管辂实占的论述中也可看到京房易的痕迹。如“清河王经去官还家，辂与相见。经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烦作卦。卦成，辂曰:爻吉，不为怪也，君夜在堂户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怀中，殷殷有声，内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妇人，觅索余光。经大笑曰:实如君言。辂曰:吉,迁官之征也，其应行至。顷之，经为江夏太守。”这段文字中的“爻象吉”三字应指的是六画卦中的爻象，自先秦至两汉，有资料记载的运用卦爻预测的只有京房易出现的频率最高，在《左传》、《国语》上的易案例都是纯粹的卦象类象及卦德的象意推理，很少见到爻象之说。

在《管辂别传》中还有辂又曰:“夫风以时动，爻以象应，时者神之驱使，象者时之形表，一时其道，不足为难。”“魏郡太守钟毓，清逸有才，难辂《易》二十馀事，自以为难之至精也。辂寻声投响，言无留滞。分张爻象，义皆殊妙。”明代罗贯中在其著《三国演义》中对管辂赞誉的诗中云:“八卦幽微通鬼窍，六爻玄奥究天庭。”种种资料表明管辂易占所用的方法应是京房的六爻纳甲法，不同的是管辂并不完全拘泥于现成的六爻预测，他不但不完全遵循现成的法则，而且《易》的爻辞管辂也是不治的，《辂别传》曰:辂为何晏所请，果共论《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时邓飏与晏共坐，飏言:“君见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故也?”辂寻声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可见管辂所用的易象及爻象，是当时流行的京氏易，而不是《周易》文本中的卦象和爻象。

（三）管辂易是一种综合性较强的易学体系

纵观《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可以看出，管辂的易学体系比较旁杂，不论是占断人的生死还是官运、风水、面相等都体现管辂易的旁杂而精深、灵活而飘逸、快速而准确。《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和《管辂别传》总的来讲，管辂易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单纯的卦象类比占断，如民国尚秉和在其著《尚氏易学》中破译管辂易案中所用的系统易象类比占断的方法，不加任何爻象，不用任何爻辞的方法;二是运用六爻纳甲法，并按世应六亲类比取象去占断;三是六爻纳甲法与卦象并用综合取象结合月、日、辰旺衰去分析判断;四是六爻纳甲法与纳音法相结合。此种方法据笔者研究管辂易、焦氏易及京房易都有运用纳音与六爻纳甲法相结合的可能，理由是纳音在那个时代已经产生并被普遍的应用;五是纳音纳甲及干支易象的应用。《三国志·魏书·方技传》有:“辂至列人典农王弘直许，有飘风高三尺余从申上来，在庭中幢幢回转，息以复起，良久乃止。直以问辂，辂曰:东方当有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胶东吏到，直子果亡。直问其故，辂曰:其日乙卯，则长子之候也。木落于申，斗建申，申破审，死丧之候也。日加午而风发，则马之候也。离为文章，则吏之候也。申未为虎，虎为大人，则父之候也。”

这段文字被后来学习六壬的人，引以为管辂六壬的易案，西汉之际六壬之术已是风行，从出土的汉代六壬盘可以证实这一点，管辂运用六壬占测也不是不可能，但从《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及裴松之注《三国志·管辂别传》中丝毫没有涉及到六壬之说，而是谈卦谈爻象占据了主流，而且《御定大六壬直指》等六壬书籍中关于乙卯为长男的类象是没有的，因此，可以断定管辂此例的占法绝非大六壬而是管辂在对六爻纳甲法及卦象的理解和应用精熟基础上，对干支与易象相互转换的一种创造性的解读。即运用八卦八宫所在的位置的卦象及卦象中所配的天干和地支的互相转换来取象类比，而且删去了六爻中的某些繁琐的应用程序，直接取象于日辰干支而类象，再旁涉纳音等类象，这样就形成了灵活多变、飘逸精准的管辂易学，这种干支与易象的转换组合、类比取象的方法可以平移到堪舆、面相以及如《管辂传》的一些怪异事件的解读上，这样就形成管辂易占的多样性，因此，对管辂易案的研究应从干支与易象的转换及纳音、纳甲等复合简便的方式方法入手，才有可能接近管氏易学的原貌，否则仅从易象、六爻纳甲或易象与六爻纳甲法的简单结合来探研管辂易，那只能是盲人摸象。

依《魏志·管辂传》及注引《辂别传》所载，与之有过论辩者包括单子春、郭恩恩、刘长仁、诸葛原、裴徽、何晏、钟毓、刘邠、石苞、徐秀龙、鲍子春、王基、乃太原、王经、王弘直等人。时间则由黄初四年管辂十五岁时至正始年间，其活跃于《易》 学界之程度实不容忽视。观管辂所论之主题， 虽不外五行、灾异、天文、风角、 音律、鸟鸣、圣人受命之符、龙虎风云等，然管辂之《易》学，象数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然其与人论辩中却时时表示，易学的最高原则不在象数、阴阳之推衍，而在于“神”之境界的获致上。从现存管辂的传记者来，“神”之似非为神乎其占验之技而提出的。据《辂别传》载，管辂为人体性宽大，多所含受;憎已不仇，爱已不褒，每欲以德报怨。常谓:“忠孝信义，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细直，士之浮饰，不足为务”。……其事父母孝，笃兄弟，顺爱士友，皆仁和中发，终无所缺。臧否之士，晚亦服焉。可见其行事非全以数术化人，少年之时即认为所谓的圣人之道，不在“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及其长成亦认为“道”不在于数、术之奇异，而孜孜以“明道亲义”自任。

这些都可见其胸襟不为数术所限。且管辂的占测之技无所师承，《辂别传》说他八九岁时，便善仰视星辰，“得人辄问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犹不可止”。虽曾从学于义博读《易》，然数十日后即能“言难踰师”。从学仰观之事，三十日通夜不卧，“学未一年，义博反从辂问《易》及天文事要”。曾语义博云:“君但相语垆落处所耳，至于推运会，论灾异，自当出吾天分。”可见其聪慧早发，自然天授。其学问既无所承，非习所得，加之不传书中，难怪《魏志》列其传于“方技”之中。假如这些传记资料信的话，管辂所说的“神”虽不具有知识上的意义(即不能从对象认知上了解“神”的意义)，却有着观念导引上的意义(即可由观念或体证上建构“神”在行为活动中所产生的影响)。管辂之言“神”，较脉络具体可寻者见于《辂别传》所载，经裴徽介绍与何晏、邓扬谈《易》九事之事:辂辞裴使君，使君言:“何、邓二尚书，有经国才略，于物理无不精也。何可书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当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当以相问。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

辂言:“何若巧妙，以攻难之才，游形之表，未入于神。夫入神者，当步天元，推阴阳，探玄虚，极幽明，然后览道无穷，未暇细言。若欲差次老、庄而参爻、象，爱微辩而与浮藻，可谓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义者，不足劳思也。若阴阳者，精之以入。”这段记载中，裴徽首先肯定何、邓二尚书“于物理无不精”，且特别指出何晏“神明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而管辂的反应却是“何若巧妙，以攻难之才游形之表，未人于神者”。直截了当的以为何晏若“言皆巧妙”必然“未入于神”。由此可知管辂所体认的入神之道，必先弃名言之辩，去细言浮藻。因此，就入神的取径而言是“精之以入”，“不待劳思”;入神之后更是览道无穷，“未暇细言”。管辂弃名辩轻浮言的态度亦见于其与刘邠论注《易》之事：然辂以为注《易》之急，急于水火;水火之难，登时之验，《易》之清浊，延于万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后垂明思也。自旦至今，听采圣论，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辂不解古之圣人，何以处乾位于西北，坤位于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为神明君父，覆载万物，生长无首，何以安处二位与六卦同列?

乾之象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夫统者，属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别位也?……(辂)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变化之根源，今明府论清浊者有疑，疑则无神，恐非注《易》之符也。”管辂言《易》不可注的原因是:“水火之难，登时之验，《易》之清浊，延于万代。”这说明在他的想法中，训诂式的诠释有时而穷，时空转变，事、物难以统括，故一时的解，难以通过时间的考验。再者，管辂以乾坤之位这个问题，说明注家在注《易》时，常会碍于经传辞义，产生了种种不合理的说解，以指出语文诠释有其明显的拘执性。而其为刘邠论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论开廓，众化相连。邠所解者，皆以为妙;所不解者，皆以为神”。可见管辂采取了有别语文诠释的方式来说解八卦、爻象，并可能打杂有个人特殊之体验，或者常人所不及的思考途径。

在与何、邓二人议论《易》九事之后，曾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何晏赞同而邓扬疑之:辂为何晏所请，果共论《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时邓扬与晏共座，扬言:“君见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故也?”辂寻声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晏含笑而赞之曰:“可谓要言不烦也。”邓扬的质疑显示出他所谓的善《易》者，是指能够详尽的诠说《易》之辞义者，而管辂所言不及《易》中辞义，可见管辂所定位的善《易》者，非诠《易》者，而是体《易》行《易》之人。管辂的看法，似乎得到了何晏的了解，这在与管辂论难的诸人之中应属少数，他曾自叙与其相契者有五位:裴冀州，何、邓二尚书及乡里刘太常(依裴松之注所指为刘)，颍川兄弟(刘弟智)，以辂禀受天才，明阴阳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为难，常归服之。辂自言与此五君共语使人精神清发，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寝矣。

这五位所以能使管辂觉得较为投缘，可能与他们的能涉玄远、不拘名实有关。然而在管辂看来，这五位论者在言辩之中虽稍解其意，然仍未能全然会意。所以造成如此的原因是他们仍“未能入神”。何以未能“入神”? 其原因可以由其对何晏的批评中略得其要，裴使君问“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实如何?”辂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见者清，所不见者浊。神在广博，志不务学，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则智由此惑。故说老、庄则巧而多华，说易生义则美而多伪。华则道浮，伪则神虚。得上才则浅而流绝，得中才则游精而独出。辂以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诚如来论。吾数与平叔共说老、庄及易，常觉其辞妙于理，不能折之。又时人吸习皆归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见得清言，然后灼灼耳。”“所见者清，所不见者浊”即前论所谓的“不能精入”，而不能精人的原因是“神在广博，志不务学”，这可能是指其学只为口辩之学，而不能深入生命，使神专一，因神不专，不成为生命，因此而有“巧而多华”、“美而多伪”的毛病。再者“华则道浮，伪则神虚”，这说明了在管辂的想法中已有“以简御博”，“返归真朴”的原则性观念。而御博之“简”、“朴”为何?就管辂的立场而言，其所指可能即是阴阳化感之理。

《辂别传》载有一段管辂与徐季龙对阴阳交感的议论:清河令徐季龙，字开明，有才机。与辂相见，共论龙动则景云起，虎啸则谷风至，以为火星者龙，参星者虎，火出则云应，参出则风到，此乃阴阳之感化，非龙虎之所致也。辂言:“夫论难当先审其本，然后求其理，理失则机谬，机谬则荣辱之主。若以参星为虎，则谷风更为寒霜之风，寒霜之风非东风之名。是以龙者阳精，以潜为阴，幽灵上通，和气感神，二物相扶，故能兴云。夫虎者，阴精而居于阳，依木长啸，动于巽林，二气相感，故能运风。若磁石之取铁，不见其神而金自来，有征验以相感也。况龙有潜飞之化，虎有文明之变，招云召风，何足为疑?季龙言:“夫龙之在渊，不过一井之底，虎之悲啸，不过百步之中，形气浅弱，所通者近，何能剽景云而驰东风?”

辂言:“君子不见阴阳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阳之火，下引太阴之水，嘘吸之间，烟景以集。苟精气相感，象应乎二燧;苟不相感，则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无有远近。”这一段资料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地方值得注意，那即是徐季龙执象为“天象”之象，而有“火星者龙，参星者虎”之说，其结论虽仍以此为“阴阳之感化”，然就义理上言乃多一曲折。管辂不满徐季龙的这一看法，以为“若以参星为虎，则谷风更为寒霜之风，寒霜之风非东风之名”，这是拘执于象所产生的问题。管辂以为“象本无象”，只为阴阳之所化，龙为阳精居阴，虎为阴精居阳故有阴阳之感而起风云之变，这与龙虎为何物，或龙虎的形体为何无关。除此之外，管辂答乃太原之问有言:夫万物之化，无有常形，人之变异，无有常体，或大或小，或小或大，大固无优劣。夫万物之化，一例之道也。

阴阳交感，既无远近;阴阳之化，亦无小、大之常体。故知管辂用以掌握天地之理者乃在“阴阳之化”、“阴阳之感”二者，此可能即是管辂所说的通于万类的“阴阳之数”。而“神”何以能掌握“阴阳之数”?《辂别传》中可供思考的线索有二则:(乃太原问辂):“君往者为王府君论怪，云老书佐为她，老铃下为乌，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贱乎?为见于爻象，出君意乎?”辂言:“苟非性与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者乎?夫万物之化无有常形，人之变异，无有常体，或大为小，或小为大，固无优劣。夫万物之化，一例之道也……”(答石苞问)辂言:“夫物不精不为神，数不妙不为术，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几微，可以性通，难以言论。是故鲁班不能说其手，离朱不能说其目，非言之难。孔子曰书不尽言，言之细也。言不尽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谓也。”这二则记载中，管辂提出了“性”的问题，而此一“性”既非孟子之心性，亦非荀子所言习染之性，乃《易传》传统中天命下贯之性.

管辂言“苟非性与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所强调者乃是天道与性之间的连系，而此一连系是所谓“神合智遇”的“通”。管辂对易的理解已近道的境界，并明确提出了“背爻象而任胸心”，“万物之化，一例道也”。但有个前提就是“苟非性与天道”，就是通过易象的学习和运用以及个人的修养，把自己的本性与天道融为一体，这时就可以把万事万物看成是一体的，也就是古人讲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当对易的理解达到这样境界时，就可以背离书本上的所谓爻象之说和《周易》原文中固定下来的爻理之说，而任凭自己主观上怎样想就可以怎样发挥了，在占断方法上也可以是灵活多变，触类旁通，一通百通了。因此，在具体占断上就可以万物皆备于我了，可以旁征博引，也可以任意取舍。至此可知，管辂所言决不著力于理论的建构，他所极力说明的在于“主体”对于“天道”不具对象性，不具意义性的“遇”、“合”。

“遇”、“合”、“感”、“化”充分地说明智解及知识的进路在“性通天道”这一活动上是无可著力的，就连万物的阴阳属性，在此一意义下，亦不成为知识系统。易之阴阳在易学的系统中是涵包广大的，假如其阴阳属性是一知识系统的话，在分类上势必不能包涵立此系统者所未见、未有之事物，在定义上亦不可能有严格要求的周延性。因此管辂不取此一路向，他所讲求的是从物类相感中，去建立阴阳系统，并从这样的积累沉淀中与天道相感通，达到“入神”的境界。其取向如此，因而有“可以性通，难以言论”的“言不尽意”之说。其弟管辰说他“辨人物，折臧否，说近义，弹曲直，拙而不恭也”，亦颇能具体地说明管辂之论道绝不在于折名论理，而在于“精义入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