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九流「官员」

爱思考的工具人

我们在现代影视作品里,见到过什么“进士”“状元”“八府巡按”“丞相”“太守”“县令”这些中国古代的官员。可是,你知道中国古代从中央到地方,有多少官员吗?古代官员的作息时间如何?哪些官员曾公开过自己的私人财产?古代官员的读书风气怎样?

一、精兵简政——中国古代官员数量

我们在古典小说、现代影视作品里,见到过什么“进士”“状元”“八府巡按”“丞相”“太守”“县令”这些中国古代的官员,还有“官官相护”的成语,可是你知道中国古代,某个朝代,从中央到地方,有多少官员吗?

我国自秦始皇统一全国直至清朝,两千多年中,一直是皇帝统治天下,由皇帝一个人管理国家。可是,无论皇帝怎么勤奋,一个人“日理万机”却总会力不从心,于是便设立了许多衙门和官员来辅佐皇帝,也设立了一些地方机构来治理百姓,收取捐税,执法断狱。

辅佐皇帝的官府和官员,秦代称“三公”“九卿”。丞相管政事,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刑狱和对官员的监察,谓为“三公”。他们是政府机构中的最高官员,“三权分立”,直接听取皇帝的指示,直接向皇帝汇报。

“三公”之下,分设“九卿”,分别管理各个方面的事务。“奉常”主管礼仪祭祀以及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事务,类似于现在的教育部、文化部;“郎中令”主管宫廷警卫,作为皇帝的参谋顾问,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厅;“卫尉”管宫内警卫,以及吏民上书,征召贤良等事务,类似于现在的信访办;“太仆”管理皇帝的车马和全国的马政,相当于现在的交通部长;“廷尉”管司法刑狱,类似于现在的司法部长和公安部长;“典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和接待全国内外客使,相当于现在的统战部和接待处;“宗正”管理皇族事务;“治粟内史”管农业、财政及盐铁专卖;“少府”管理皇室财产以及皇室的生活服务、物资供应等。

“九卿”之下再设若干僚属,协助九卿工作。这“三公九卿”就是国家机构,中央机关干部,从而使中央机构基本系统化。至东汉,中央机构正式命名为“尚书台”。到了隋朝称为“尚书省”,下辖六部(吏、礼、兵、都官、度支、工),各部***称尚书,副职称侍郎,每部之下设四司,每司以郎中、员外郎为正副长官。

以后历朝虽多有变更,名称也不尽相同,但这种中央机构一直沿用至今,尚书省即今国务院,部、司之名则一直沿用。地方机构秦代为郡、县两级,就是现在的省、县两级政府机构。郡的长官为郡守,县的长官为县令。秦时有近40个郡、1000个县。这种郡县制逐渐演变成今天的省、地(市)县3级地方机构,分别设置官员管理。

那么,这些机构到底有多少官员呢?俗语“文武百官”,但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南宋偏安一隅,只剩下半壁江山,却有4万多官吏,一再被史家责为“官冗”,就是说“多余无用”,甚至被指为宋朝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朝康熙年间,是我国历朝中官员数目较少的时期。据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当时全国官员15000多人,在京官员才2500人,这些人管理一个偌大的国家,机构和官员的精、简,真值得大加称赞。

要知道,官员多了,人民的负担就重了。要做到“以人为本”,就要替人民着想,为人民谋福利,就要在政府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切实做到“精兵简政”!

二、官职常识——古代各级官员一览

【枢密使】枢密院的长官。唐时由宦官担任,宋以后改由大臣担任,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清代军机大臣往往被尊称为“枢密”。宋欧阳修曾任枢密副使,文天祥曾任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节度使】唐代总揽数州军政事务的总管,原只设在边境诸州;后内地也遍设,造成割据局面,世称“藩镇”。如《红楼梦》中,“雨村便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

【军机大臣】军机处是清代的辅政机构,军机大臣一般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兼任,三到七人不等。清末汉人只有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任过军机大臣。

【军机章京】军机处的办事人员,军机大臣的属官,被称为“小军机”。清末,谭嗣同曾被皇上超擢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共同参与新政。

【参知政事】简称“参政”,唐宋时期的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都曾任此职。

【丞相】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最高官职,是秉承君主旨意综理全国政务的人,有时称相国,常与宰相通称,简称“相”。如《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太师】其一,太师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之一。其二,太师是“东宫三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中“太子太师”的简称。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如宋代文彦博曾被加太师衔,明代张居正曾被加太子太师衔。

【太傅】古代“三公”之一,又指“东宫三师”之一,如贾谊曾先后任皇子长沙王的老师,故封为太傅。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死后都被追赠太傅。

【少保】其一,古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后逐渐成为虚衔,文天祥曾任少保官职。其二,古称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为“东宫三少”,后也逐渐成为虚衔。

【尚书】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如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任吏部尚书,诗人白居易曾任刑部尚书,史可法曾任兵部尚书。

【学士】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有“内相”之称。明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亦为翰林学士。

【上卿】周代官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为赵将……拜为上卿。”

【太尉】元代以前的官职名称。太尉是辅佐皇帝的最高武官,汉代称大司马,宋代定为顶级武官。《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

【御史】本为史官。秦以后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于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韩愈曾任监察御史,明代海瑞曾任南京右佥都御史。

【大夫】各个朝代所指不尽相同,有时可指中央机关的要职,如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指南录〉后序》:“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便是指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

【太史】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秦汉以后设太史令,其职掌范围渐小,地位渐低。

【长史】秦时为丞相属官,如李斯曾任长史,相当于丞相的秘书长。两汉以后成为将军属官,是幕僚之长。《赤壁之战》:“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

【侍郎】初为宫廷近侍,东汉以后成为尚书的属官,唐代始以侍郎为三省各部尚书的副职。如韩愈曾任唐朝刑部、兵部、吏部侍郎,袁世凯曾为清朝兵部侍郎。

【侍中】原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地位渐高,等级超过侍郎。魏晋以后,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出师表》提到的郭攸之、费祎即是侍中。

【郎中】战国时为宫廷侍卫,如《荆轲刺秦王》中“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自唐至清成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

【参军】“参谋军务”的简称,最初是丞相的军事参谋,如《出师表》所说的参军蒋琬。晋以后参军的地位渐低,成为诸王、将军的幕僚,如陶渊明曾任镇军参军。隋唐以后,参军逐渐成为地方官员,如杜甫曾任华州司功曹参军,白居易曾任京兆府户曹参军。

【令尹】战国时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长官,相当于丞相,如《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尹”又为古代官员的通称,如京兆尹、河南尹、州尹、县尹等。明清时指县长,如《促织》:“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

【都尉】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陈涉世家》:“陈涉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鸿门宴》:“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官职任免升降常用词

(1)拜。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

(2)除。拜官授职,如“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

(3)擢。提升官职,如“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

(4)迁。调动官职。升级叫迁授,降级叫左迁,平级转调叫转迁,调复原职叫迁复。

(5)谪。降职贬官或调往边远地区。如“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的“谪”就是贬官。

(6)黜。“黜”与“罢、免、夺”都是免去官职。如“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

(7)去。解除职务,其中有辞职、调离和免职三种情况。其中,免职则是削职为民。

(8)乞骸骨。年老了请求辞职退休,如“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

【司马】战国时为掌管军政、军赋的副官,如《鸿门宴》:“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隋唐时,司马是州郡太守的属官,如白居易曾被贬为九江郡司马,位居州郡别驾、长史之下。

【经略】唐宋时期为边防军事长官,与都督并置,如范仲淹曾任陕西经略副使。明清两代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官位高于总督,如洪承畴降清后曾任七省经略。

【刺史】原为巡察官名,东汉以后成为州郡的最高军政长官,有时称为太守。唐朝的白居易曾任杭州、苏州刺史,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

【太守】又称“郡守”,州郡最高行政长官。如范晔曾任宣城太守。《桃花源记》:“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赤壁之战》:“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

【都督】军事长官或领兵将帅的官名,如三国时期,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都曾为东吴都督。有的朝代地方最高长官亦称“都督”,相当于节度使或州郡刺史。

【巡抚】明初指京官巡察地方,清代正式成为省级地方长官,地位略次于总督,别称“抚院”“抚台”“抚军”。如“抚吴”,即担任吴地的巡抚。

【校尉】两汉时期次于将军的官职。如《赤壁之战》:“以鲁肃为赞军校尉。”鲁肃当时担任协助主帅周瑜规划军事的副将。唐以后校尉的地位渐低。

【教头】宋代军中教练武艺的军官,如“豹子头”林冲曾是京城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

【提辖】宋代州郡武官的官名,主管训练军队、督捕盗贼等事务。如《水浒传》中的鲁提辖鲁智深。

【从事】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

【知府】即“太守”“知州”。《登泰山记》:“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

【县令】一县的行政长官,如《孔雀东南飞》:“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

【里正】古代的乡官,即一里之长。如《促织》:“令以责之里正。”

【里胥】管理乡里事务的公差。如《促织》:“里胥狡黠,假此科敛丁口。”

【爵】即爵位、爵号,是皇帝对贵戚功臣的封赐,一般有公、侯、伯、子、男五级。如汉初韩信封楚王,宋代王安石封荆国公,明代刘基封诚意伯,清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

三、有张有弛——古代官员作息时间

据载,西汉时期就有了“五天工作制”。《汉书》中记:“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恐不遍。”《汉律》说“吏五日得一下沐。”“下沐”即指“休息”“休假”。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西汉官吏每上五天班就有一天休息,但不固定,轮到哪天休哪天。

从唐朝开始,这个假期被大大地压缩,开始实行“旬假”。一旬是十天,便是每十天休息一天。那么哪天休息呢?便是每月的10日、20日和最后一天。如果说我们现代人度周末的话,他们度的应该就是“旬末”了。

可是要想享受这种“旬末”却十分麻烦,官员在休假前必须“告假”,并且在假期结束后到衙门报到,否则便会被罚俸甚至罢官。这种“旬休”制度保留的时间也很长,唐朝到元朝的官员都是按照这个时间表来工作休息。到了明清时代,连这可怜的一天也没有了,被完全废弃,一直到民国时期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周末”制度。

麻烦的休假

汉代官员五日一休,看上去很幸福。但事实上,他们也有诸多苦衷,如需要住在官署中,只有休息的那天才可以回家。汉代以后的曹魏时期也是如此,《太平御览》中就记录了曹魏时期的一个官员想请假回家看生病的父亲,却没有被大司农王思允许的事情。

唐朝请假方面较自由,假日也不少。除了十天一休的“旬休”以外,还有新年、冬至和皇帝生辰等节庆假日。据统计,在唐代一年中共有53个节庆假日,包括新年和冬至各七天,皇帝诞辰的三天和释迦牟尼、老子诞辰各一天,真是相当人性化了。

那么,为什么从唐朝开始,中国官员的休假不断地削减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国家机构越来越复杂,官员越来越多的缘故;另一方面就可能是中央集权越来越加强,皇帝这个老板越来越严厉。试举朱元璋为例,他连工资都给官员克扣到那仅有的一点点儿,更何况假期呢!

当然,遇到婚丧嫁娶这样的特殊情况,多数朝代的官员还是可以临时休假的,这种休假叫做“急假”。比如《晋令》中称:“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为限,千里内者疾病中延二十日。”就是说理论上一年最多可以有60天左右的“急假”。有时候,如果你实在不想工作,而你恰巧又是家中的独子,说句母亲生病了也可以休假。

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有一些官员非常热爱工作,不喜欢休假。在这个时候,领导就会用伦理道德来教育这些人,让他们不得不休假。

必须给我休

《汉书·薛宣传》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该放假了,只有张扶这家伙不肯走,仍然每日办公。上司薛宣教育他说,这个休假制度相传已久啦,自然不可能更改。你觉得公务重要,你家里的老婆孩子就不重要吗?所以在古代,官员不休假一般不会得到“先进工作者”的美名,反而会落得个“不忠不孝”的下场。

该放假的时候不可以办公务,那么该上班的时候自然也就不能偷懒。京官固然要半夜爬起来去上早朝,而地方官如果上班迟到,所受的惩罚也是很严厉的。蔡申之的《清代州县故事》中记载,地方政府一般都用敲打传梆来做上班的讯号,如果迟到,就会受到被鞭子或木板打脊背、臀部的惩罚。元代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就有一次因上班迟到而被打。

至于怎么判断迟到,和现在一样,采用签到的方法。从唐朝开始,定期值夜班的官员就要在“直簿”上签到。到了明、清,许多机关使用签到本已经成为常例了。当然,官员们也有逃避签到的方法,如北宋时期,很多官员常常冒称肚子痛而躲避值夜班,结果馆阁值夜班的签到本“宿历”就得到了一个“害肚历”的外号。

不管怎样,中国古代官员的作息时间表还是比较严谨的。古人既强调勤劳的美德,也认识到了用休息和娱乐来缓解工作紧张的必要性,所以古人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又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古代官员也喜欢轻松的休假和喜庆的节日,有时会偷懒,还会为请假而撒谎。当我们为每天加班痛苦,因压力而不胜其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古代的很多官员都和我们一样呢!

四、财产公开——从诸葛亮到白居易

随着我国反腐工作的日益深入,政府屡次发文件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状况。其实,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如美国、韩国、瑞典等很早便开始实施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其实,我国古代的一些官员,就有过自愿公开财产清单的行为,实在难能可贵。其中,三国的诸葛亮和唐代的白居易是典型的代表。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一生勤政清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终前,他在给刘禅的上表中写道:“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就是诸葛亮的财产清单。

以诸葛亮的地位而言,“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真是少得可怜。要知道西汉哀帝曾赐给宠臣董贤田地两千余顷,东汉济南王刘康也有私田八百顷。诸葛亮还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曾经得到过八十万斛米的赏赐,但现在却没有任何积蓄,连家人的衣服也仅有一套。”

同时,诸葛亮清楚地表明他无论是在刘备朝任官,还是在外领军作战,其收入完全来自朝廷的俸禄,自己没有其他赚钱的门路。至于家人们,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度日,绝对没有通过他的关系获利。

事实证明,诸葛亮的这份财产清单并非作秀的工具,在他死后,刘禅命人到其家检验,果然和上表中说的一致。诸葛亮自愿公开自己的个人财产,这种做法在当时那个时代是极其罕见的。

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通过翻检,我们果然发现在一些描写其官宦生涯的诗作中,白居易向世人公开了自己的个人财产状况,而如果将这些片断拼合起来,便是一份白居易一生的个人财产清单。

白居易任秘书省校书郎时,“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这里透露了他的俸钱是每月一万六千钱。

白居易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时,是“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每年的俸钱是三十万。他升为京兆户曹参军后,“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俸钱是每月四五万,禄米二百石。

白居易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一职,月俸情况是,“俸钱七八万,给受无虚月”。两年后,他又被升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此时是“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在唐代,像太子宾客和太子少傅这类的官职,虽然无具体实权,却是“品高俸不薄”,因此对于白居易来说,这样的俸禄足以颐养天年。

步入古稀之年后,白居易又开拟了一份遗嘱性质的文书,“起来与尔画生计,薄产处置有后先。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半与尔充衣食费,半与吾供酒肉钱。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其中透露出自家的地产和田产情况。

此外,白居易还将自己退休后的工资也公之于众,是“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

如果说诸葛亮是古代官员自愿公开个人财产的先驱者的话,那么白居易则是详细开列自己一生财产状况的第一人。在尚未建立财产公开制度的君主专制时代,这两位官员通过上表皇帝和诗歌的形式,自愿向世人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以表明他们在为官生涯中所得到的财产全部是“阳光”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五、腹有诗书——古代官员的读书风

如果说“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那么,“一个国家的兴衰史也就是一个国家国民的读书史”,而国家官员的读书兴趣和持久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前者。

中国古代官员普遍好读书,这是一个优良传统。大凡古代历朝的官员,大多是自幼入学,随之开始读书,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子的价值理念,经过若干年严格的训练和伏案阅读的习成,在入仕时方能知晓为人处世之理和感悟治乱兴衰之道。

同时,为官者通过读书提升了自我的品格,高远者更会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境界。所谓“人有三宝精气神,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造就、成就了官员,这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古代,官员的读书是持续性的现象,即使退休了一般也要“刻部稿”,以给后世留下一点雪泥鸿爪。

古代官员普遍喜好读书,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古代官员多为“学而优则仕”,没有若干年寒窗苦读的经历,没有一定的学问造诣,是很难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因此,但凡有一点读书的天赋,后天又长期熏染于人文知识的气氛和训练,也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入仕后也常常手不释卷。

其次,古代考量官员,不仅要看其政绩,还要看其文化修养水平。在官场中,出身、门第、谈吐、书法、词章、风度、名望、口碑,都是评价的标准。风气所向,读书以及文风的讲究自是水到渠成。可以说,读书不仅是治理天下的需要,也是做人的道德伦理要求,所谓家国同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读书便无以达到朝廷对官员基本素质的要求。

寇准“不学无术”

宋代的寇准罢相后以刑部尚书知陕州,蜀帅张咏还朝时途经其地,寇准尽东道之谊,临别时问张咏:“何以教准?”张咏说:“《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不解其意,找书来读,读至“不学无术”四字,笑着说:“此张公谓我矣。”

再次,历史上时不时会形成某种“读书热”的现象,善于自觉反省的官员尤其如此,乃至形成风气,这就是“时代意识”和“自我角色认同”。也就是说,古代官员执政,除官场的规则和潜规则之外,还依靠于汲取“间接经验”的阅读来给自己提供智力资源和支持。

那么,古代官员们都读些什么书呢?汉武帝“独尊儒术”及后来的科举制度实施之后,官员们读的,简而言之,就是“经书”(四书五经),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四库”(经、史、子、集),前者运用于政事,后者则成就官员的自身修养,如诗文等的陶冶。

古代官员读书的热忱,对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作用巨大。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是政治家,又是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如孔子、曹操、苏轼、王阳明、曾国藩等。另外,李斯、诸葛亮、范仲淹等人,还留下了《谏逐客书》《前后出师表》《岳阳楼记》等名篇。

当然,读书多未必就能成为好官,如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不过,不爱读书的官,则大多是不学无术的草包官员。因为,大凡这类官员,其兴致多不在读书上,而在酒色财气上。在他们的文化消费品中,书籍肯定是居于酒色之下的。

更新于:20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