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团子姐
《气球》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拍摄的,一部聚焦藏族家庭群像及女性处境的电影。
万玛才旦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气球》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自己的真实经历。2012年,他在北京街头偶然看到一个飘着的红气球,觉得那个意象特别美。由红气球联想到避孕套,再链接到家乡藏地风俗人情,便是这是小说和剧本的雏形。多年之后他又亲自执导,拍摄了这部《气球》。
气球在这里是一个道具,一种意象,更是对“性”的隐喻。
电影剧情并不复杂:因为避孕套被孩子偷去当气球,已经是三个男孩母亲的卓嘎意外怀孕。她本不想要这个孩子,觉得经济压力太大,然而达杰由于特殊的宗教信仰,坚持认为这个孩子是自己刚刚去世的父亲的转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把孩子打掉。
围绕小小的避孕套展开叙事,电影描绘了卓嘎和达杰一家在藏族传统信仰与现实碰撞下的爱与泪。导演借助气球这一道具,描绘出藏族女性遭受的“性压迫”以及生存困境,她们的爱与痛,挣扎与觉醒;更探讨了传统藏族宗教、信仰与现代生活之间的隔阂与激烈冲突,勾勒出这片神秘遥远土地上,藏民内在精神的撕裂与摇摆。
这部电影成功入围第76届威尼斯电影的“地平线”竞赛单元,在平遥电影节上颇受好评,曾荣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等多项重磅提名及奖项。
一个安全套,折射出藏区女性的“性压迫”和生存困境
电影发生的背景,是在上世纪90年代。卓嘎和达杰是一对藏民夫妻,有三个可爱的男孩。
电影一开头,是他们两个年龄比较小的儿子,偷拿了家里仅有的两个安全套吹成的白色气球玩耍,孩子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达杰看到后,有些生气地用烟头戳破了气球,孩子的爷爷很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弄坏孙子的玩具——爷爷完全不知避孕套为何物,也折射出他与现代社会的脱节与隔阂。
卓嘎去医院看病,找到女医生帮她做结扎手术。已经有三个孩子的她,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是不能再要孩子的。每家每户只能生三个以及三个以下的孩子,多生了就要罚款。
丈夫达杰生理需求旺盛,医院发的避孕套根本不够用,卓嘎怕再次怀孕,所以才想到结扎手术。女医生让她等下月,跟村里人另外几个人一起做。想了想之后,又给了卓嘎一个安全套。
然而,还没等到做手术,卓嘎就意外怀孕了——女医生给的那唯一一个安全套,被调皮的儿子再次当成气球,偷偷拿去换了一个哨子。
卓嘎考虑到家里经济紧张,想去做引产。却不想,这个时候孩子们的爷爷突然去世了。达杰找到上师,上师测算卓玛肚子里的孩子,便是爷爷的转世。
藏地“轮回转世”观念由来已久,是根植于藏民内心的牢固信仰。
达杰当然不容易卓嘎去做引产,他为此跟卓嘎大吵一架,甚至打了卓嘎。女性在当地,最重要的价值便是生育价值,生不生从来不能由自己决定,生育自由被彻底剥夺。
电影中卓嘎家的母羊因为两年没有产羊羔,最终被淘汰卖掉,也折射出藏地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处境:生育价值高于一切。换句话说,没有了生育价值,似乎就失去了个体存在的意义和社会价值。
就像电影中夫妻俩的对话:卓嘎随口说“这母羊挺老实的”,达杰马上反驳“不产羔老实有什么用”。生育价值,高于女性其他一切价值。
这里插一句,这样的思想,也不只是藏地才有,其他地方也有啊。我曾经看到过网上一个女性发视频,因为结婚多年一直没能生育,丈夫不顾往昔感情要跟她离婚,她落泪质:“难道没有孩子的女性,就没有价值,只能落得离婚的下场?”
男权社会,女性从来都是弱势的,被动的。
不光女主卓嘎这样,她的妹妹卓玛又何尝不是如此。
跟藏文老师加德本老师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两个人因为误会分手了。卓玛因为曾经怀孕、流产,犯了“杀生”的罪过,为了赎罪,更为了逃避过往的伤害,她选择了出家,削发为尼,寂寞度余生。
只是,原本男人也有过错,为何偏只是女性来承担后果,只有女性为此付出代价?
然而同被压迫,同处困境命运的姐妹俩,非但没有守望相助,却都在无意识地,打着为对方好的命运,实施二次压迫和控制。
妹妹卓玛要求姐姐一定要生下孩子,她认为宗教要求女性不能“杀生”,人不能无视宗教和信仰的存在;
而姐姐呢,面对过来找妹妹澄清误会的加德本老师,她自作主张把他赶走了,她觉得这样是对妹妹好,从未意识到她做的这一切,很可能妨碍了妹妹一辈子的幸福。
女性在现实中,受到来自宗教、父权以及社会层面的多重压力,自由从来都是奢侈的,更可怕的是,多年的洗脑,使得她们早已臣服于这套体系,纵有些许觉醒,却没有真正抗争的力量。
信仰与现实的碰撞、冲突下,是藏民内在精神世界的摇摆与撕裂
万玛才旦的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都一直在审视自己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问题,讲述藏族人民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困境和挣扎。
《气球》自然也不例外。
当电视里播放试管婴儿的纪录片时,爷爷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现代的、大胆的观念,他生气地让孙子关掉了电视——仅这一幕,就勾勒出藏地思想的传统、保守以及自我封闭。
卓嘎的大儿子汪洋,因为背上有着跟奶奶相似的一颗痣,因此被认定是奶奶的转世,备受爷爷的疼爱。
然而导演,通过汪洋的一个梦,对这种信仰提出了质疑与思考:梦里他把自己的痣展示给两个弟弟看,却不想被这颗痣变成了一块黑色的贴纸,被弟弟揭了下来。
这也隐喻出,当代藏民在信仰和世俗中的挣扎与困惑:
“轮回转世”真的是存在的吗?曾无比虔诚的信仰,是真的可靠的吗?
如果一个人真是另外一个人的转世,那么真正的自我又在哪里?
之后爷爷突然离世,卓嘎意外怀孕,上师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爷爷的转世。
然而,这一切是真的存在,还是只是巧合而已?
性欲旺盛的达杰,安全套短缺,避孕措施不到位,怀孕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么?这一切跟所谓的“轮回转世”有关联么?
导演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是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审视和质疑。
而看过电影后,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卓嘎的怀孕,跟爷爷转世根本没有关系啊。
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藏族人民对于宗教、信仰的态度所发生的的变化和动摇。
再之后,想要做手术的卓嘎陷入两难:
一面是现实经济和生活的考量,再生一个孩子,不但要被罚款,家庭负担也会更沉重;身为女性,她内心也不愿一直生孩子,她渴望活出自我、自由;
另一面是达杰虔诚的宗教信仰,因为笃信上师所说的孩子是父亲的转世,他决绝地要求卓嘎生下孩子。
表面上是卓嘎生与不生的选择,更深层次反映的,是传统信仰与世俗生活之间的撕扯、拉锯。置身其中的藏民,面对这两种力量的碰撞、冲突,内心的迷茫、摇摆与挣扎、痛苦是无可避免的。
《气球》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导演并没有说明,卓嘎到底是做了手术,还是最终选择留下了肚子里的孩子。而是通过两个红气球,隐喻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影片最后,达杰买给两个儿子的那两个红气球,是卓嘎和卓玛两位女性的隐喻,更是自由、新生的隐喻。
陷入命运自由和为谁而活道德两难的女性,似乎怎么做都不对,又似乎怎么做都有道理。
身处信仰与现实冲突下的藏民,未来会走向何方,也没有人能确定。
不过,导演这样的开放式结局,也似乎在告诉我们:总会有解决之道。
或许不是一方彻底压制、吞噬另一方,而是在冲突和摩擦中,彼此渗透、融合,构建出全新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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